习李新政突破口在还富于民复合开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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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李新政突破口在还富于民？
习李新政突破口在还富于民？2012-11-28 17:46:51 分享到：呼之欲出的“习李新政”FT中文网
2012年11月15日，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，李克强以常委排名第二的地位入列，宣告了“习李”时代的到来。
此时，正值中国社会迫近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的关键时刻。过去30年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，GDP规模跃居世界第二。然而，以低成本、强势政府主导为核心特征的中国经济模式，也积累了巨大的社会风险：地方政府“公司化”，陷入GDP崇拜综合症不能自拔，法治不断给经济发展让路，导致日趋严重的污染危机、食品安全危机。在市场经济规模不断壮大的同时，由于政府保留了大量审批权，加之权力制衡的缺位和透明度的缺乏，“半管制半市场”的状态成了权力寻租的乐园。根据王小鲁的测算，2008年灰色收入高达5.4万亿，占GDP的17%。房叔、表叔的此起彼伏，以案例的方式生动验证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。
趋于失控的腐败、旧的经济增长驱动力衰减、政府公信力危机，构成了危险的组合。而乌坎、启东、宁波、大连、什坊等地的群体性事件，则凸显了社会稳定的隐忧。吴敬琏先生告诫说：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。这并非危言耸听。其实，邓小平早在1993年在与弟弟邓垦的谈话中就忧虑地指出：“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，大多数人没有，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。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。现在看，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。”(《邓小平年谱》下卷第1364页)
正确的认知，是正确的行动的前提。从习近平、李克强在18大后几次重要亮相传递的信号来看，决策层对形势的判断相当准确，改革思路的把握相当到位，令人期待。
1、摒弃GDP至上的思维模式，是实现转型的思想基础。习近平在总书记就职演讲中说，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”。须知，影响人民幸福指数的因素众多，除了经济增长外，还有社会公平、环境质量、食品安全等等。习近平更进一步把“美好生活”具体化为“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，期盼有更好的教育、更稳定的工作、更满意的收入、更可靠的社会保障、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、更舒适的居住条件、更优美的环境，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、工作得更好、生活得更好”。这样的执政理念，比起唯GDP论，是巨大的历史进步。
2、改革是最大的红利。过去十年，中国经济的“超高速增长”受益于人口红利、“入世”红利、90年代改革红利。如今，这些因素都出现了显著衰减。如何寻求新的增长动力？在21日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，李克强说，“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”。众所周知，中国企业必须从粗放式制造向创新转型。但是，企业的创新离不开宽松的制度环境，包括便利的融资条件、较少的行政审批限制。而过去几年，政府部门权力出现了无序膨胀，极大地扼杀了民企企业创新的空间。企业家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结交政府官员，甚至不少企业把政府关系视为自己的“核心竞争力”。中金公司董事长李剑阁批评说，“这几年政府强化监管，我个人觉得已经到了不能理解，不能容忍的程度”。温家宝、李克强都曾经提出“为什么中国没有乔布斯”这样的问题，其实，强势政府是企业家精神最大的敌人。
3、放权是根治腐败的必由之路。腐败是全球性难题，对利益的追求是人的动物本能。解决腐败问题，既不能指望思想教育，也不能单纯地依赖严刑峻法。阿克顿勋爵精辟地指出，“权力导致腐败、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”，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。习近平说，“物必先腐，而后虫生”。因此，治理腐败，不能靠捉虫，而要靠改变制度。邓小平也说：好的制度使坏人变好，坏的制度使好人变坏。薄熙来、刘志军、许宗衡、许迈永等之所以走向犯罪道路，关键在于他们手上的权力过大、监督与制衡太少。因此，政府最小化审批权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，并辅之以财政民主化、舆论监督自由化，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的蔓延。
改革有风险，不改革有危险。诚然，改革既是利益格局的调整，也会带来社会运行机制的转变，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风险和不确定性。但是，面对今日之局面，不改革的危险远大于改革的风险。李克强说，“不干可能不犯错误，但要承担历史责任”。这句话，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。
5、改革需要领导力。如今，改革步入深水区，主要的障碍已经不是意识形态，而是利益。1998年朱镕基在国务院全体会议强调，“如果本届政府都是“好好先生”，我们就对不起人民，要做“恶人”，不要说“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，都不想得罪人，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”，这样想是不行的。”朱镕基声言要“准备100口棺材，也有我的一口”。显示了改革的勇气。最近，习近平指出，“打铁还须自身硬”，切中要害。
6、改革突破口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。当下，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面临无比复杂的局面，能否临乱不乱、快刀斩乱麻，至关重要。李克强说，“改革走到今天，问题千头万绪，眉毛胡子一把抓，有可能事倍功半。需要抓住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，这种突破口就是十八大报告所讲：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。”善哉斯言。要建设完善的市场经济，政府必须彻底转型，从到处“乱摸”的手，转变为以维护法治、公平竞争、提供公共产品为核心的“无形的手”，充分释放市场的活力和创造性。从“经济建设型政府”向“公共服务型政府”的转型，是中国经济能否走出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关键。因此，李克强的论述可以说抓住了“牛鼻子”。
雨果有句名言：“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，可以阻止一个时机已经到来的想法。”习李新政，呼之欲出。
但是，我们还必须谨记管理大师德鲁克的名言，“管理的本质，不在于知，而在于行。”对企业而言如此，对国家而言亦是如此。
习李新政的5个关键词王思想博客
习李新政究竟是什么？目前看到了这么5个关键词：红利，利益格局，市场，公平，民权。
“红利”，出自李克强“改革开放是我国发展最大红利”，引申一下：前30年的改革红利，基本被权力阶层享受了，今后，习李新政将把改革红利的绝大部分让普通民众去享用。这多么值得我们期待。
“利益格局”，出自“在很大程度上要触动利益。如果利益格局固化了，经济社会发展就缺乏活力”。权力集团已经从政治集团蜕变为利益集团，他们是中国前进的最大阻力。李克强说“调整利益格局，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作文章”，我认为，这是他明智的策略语言。我认为，当前最急迫的，查处那些一人拥有亿万家产、几十套房产的贪官，即，先要调整“存量”，不能回避“存量”。
“市场”，出自“更多发挥市场作用”。大家都知道，过去的10年，是国退民进的10年，是垄断体制更加强大的10年，而一旦发挥市场作用，必然是民进国退，中国经济将更加健康并充满活力。
“公平”，出自“要注重权利公平、机会公平、规则公平”。左右两派都谈公平，左派要求结果公平，右派要求规则公平，习李新政的三公平值得期待。
“民权”，出自习总书记“马克思主义权力观，概括起来是两句话：权为民所赋，权为民所用。”民权，最重要的是两条：选举权，言论自由权。政府的权力，必须来自全体国民授权，并在得到授权后保护民众的言论自由。18大闭幕后，重庆任建宇案、李庄案在网络上铺天盖地，这绝不是巧合，而是习李释放的善意信号。我们相信，中国人民将真正拥有言论自由权，网络将不再删贴，劳教制度将有可能被彻底废除。
今后的关键词还会增加。目前，面对这5个关键词，习李新政已经值得我们期待。
习李新政突破口何在？FT中文网
后十八大的中国，进入“习李新政”时期。尽管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总体发展良好，取得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，但全球金融危机也改变了中国的外部环境，不仅出口减速，而且面临巨大压力；此外，经济结构调整缓慢，高投资低消费、工业增速快于服务业、部分行业存在“国进民退”、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急需解决。
面临这些挑战，唯一出路是加快经济转型，即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导向型转变、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、由制造业向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作用转变。这些转变，需要产业结构调整、企业结构调整、要素结构调整；具体改革来看，又有推进城镇化进程、促进西部发展、高技术与新能源以及低碳经济、国企改革、收入分配改革、土地制度改革、改善民生等等。
如此多的任务应该从哪一点下手，或者说哪一点是政策核心呢？正如李克强所说的“深化改革，千头万绪，但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，要化繁为简，突出重点，积极寻找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。找准了突破口，就会事半功倍。”那末，什么是突破口呢？是打破垄断吗？是政府体系改革吗？是国企改革，鼓励民营经济吗？是城镇化吗？是要素市场开放吗？或是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吗？这些都很重要，但笔者认为，新一届领导层的经济政策应该以还富于民作为突破口。
今后，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动力必须由投资转向消费。只有政府把财富还给居民，使得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加，让居民自己主导消费，而在驱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即投资、消费、出口贸易中，最稳定、最长效、最可持续的拉动力是国内居民的消费；而居民消费率上升以后，即消费需求增加后，企业则会相应加大相关领域的投资，资金也会真正往稀缺的、投资收益率高的地方跑，而不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，形成良性的持久的经济增长。
而需求结构由政府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调整，也可以抑制投资冲动，解决国进民退的问题。之前，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，政府代替市场主导投资，采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，尽管这对于应对外需下降对经济的巨大影响起到了很大作用，但过度投资造成了国企大幅扩张产能，投资的边际回报率不断降低。“十一五”期间，中国的投资率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26.2%，远远高于“十五”期间20.2%、“九五”期间11.2%的增长水平。
城市化的核心也就是使农民转变成市民，提高劳动生产率，享受更多的公共服务。而由于历史原因，中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割据，是收入分配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土地制度缺陷在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不完善，流转制度不健全，农民不能享受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，而户籍制度令农民工落地难生根。同时目前的社会保障税制度又对民工保护不足。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本是为补偿经济发展过程中被削弱的保障功能，然而现在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便携性差，使大批社会保险资源沉淀下来，这不仅是对农民工享有社会保险权益的侵犯，更是另一种形式上的社会不公。
而且收入差距的扩大更不利于消费率的提高。2011年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相差3.13倍。而据商务部的调查显示，占全国人口10%的最高收入群体消费倾向只有0.66，10%的最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高达0.99。而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率是远远低于低收入者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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